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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家庭主義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因超出個人性命長度的視野，更重視時間維度對人的約束。因一個人只把本身看作是家庭血脈中的一環，子孫作為家庭性命的延續，其福利甚至超越了個人的福利。這使得一個人約束本身的行為，使之不致損害其別人，從而不會積蓄仇恨，帶來對本身的子孫的報復。儒家在對統治者長期的說服過程中，構成了強調時間視野，強調品德積累，強調聲譽對后代的正面影響等觀念；中國傳統中也構成了強化歷史約束的相關軌制，如史官軌制，謚號軌制，儒家并且直接主導著對歷史的評判，如撰寫或修訂《尚書》，《年齡》，《史記》和《資治通鑒》等歷史書籍，通過對歷史中公共管理具體案例的成敗得掉的總結來影響著政治領導者的決策。因此，歷史在儒家看來就是一種政治結構中的憲政約束。
一、家庭主義的社會更重視歷史
我在“論家庭主義”一文中將“家庭主義”定義為，“在計算本錢和收益時以家庭為單位計算，而不具體抵家庭內成員個人。”（盛洪，2008）依據這樣的定義，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家庭主義的社會。
由于以家庭為計算單位，時間視野就發生了與個人主義分歧的宏大變化，即因為性命在不斷延續，時間在理論上可以被認為是無限的。因此家庭主義的人和個人主義的人的計算有著嚴重區別。個人主義的人因性命無限而認為現在比未來主要，從而他的貼現率為正；家庭主義的人因性命無限而認為未來至多與現在一樣主要，從而他的貼現率為零。
重視未來，就重視過往。既然未來與現在在價值上是一樣的，那么過往與現在在價值上也是一樣的。因為一個家庭的分歧世代的性命在價值上是同等的。只是時間之箭是向前的，所以現在所做的工作是為了未來的，也可以影響到子孫的福利。
一個感性的家庭主義的人，不僅要考慮他的行動會給他本身帶來幾多福利，還要考慮給本身的子孫帶來幾多福利。畢竟什么樣的行為可以同時達到給本身和后代都帶來福利，顯然就比只為本身考慮更為復雜。因為一個行動假如還可以產生跨越較長時間的影響的話，必定會有多個原因，影響到多個方面，并且經過多個因果鏈環1對1教學，從而不成能像只為本身考慮時那樣直觀和簡單。
怎樣才幹了解本身的當下行為對后代的影響呢？這觸及到對社會的判斷。而社會作為一個復雜系統，是無法樹立起精確預測的科學的。卓有成效的方式，是觀察過往發生的類似事講座場地務的后果，從中進行利害得掉的總結，并提煉出基礎原則來，用來指導當下的行動。這就導致對歷史的重視。所謂歷史，就是按時間維度對人的行為進行記述；所謂歷史學或對歷史的研討則是對人的行為及其結果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
從而，一個家庭主義的社會比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更重視歷史。因此，絕不希奇，傳統中國作為一個家庭主義的社會有著世界上最長的有連續文字記載的歷史。
二、儒家通過延長時間視野說服別人
雖然儒家是形而下地、即從對社會規范的觀察和懂得中逐漸樹立起來本身的價值體系，但其價值內涵還是相當超出的。如仁義明智信，這些價值最后被上升為天道或天理。這些價值，儒家起首用來“為己”，即用來修身。而當說服別人，尤其是政治統治者時，則很是現實，承認他們是有本身短長的經濟人，進而從對他們能否有利來說服他們。
只是在傳統中國這樣一個家庭主義社會中，儒家更強調跨越世代的短長，即一個家庭能否能夠長久延續下往。舞蹈教室具體表現為能否“保宗廟”，能否有“噴鼻火相傳”，能否有“家祭”等。這比強調個人或家庭的當下好處要主要得多。因為對一個家庭來說，家庭血脈的延續比必定數量的當下好教學處要主要得多。因為當下好處是一個既定的量，而性命延續在理論上能夠是無窮的。但人們經常會被面前好處掩蔽。所以強調世代延續，就會延長被說服者的時間視野。
一個人的時間視野越長，就越會為本身的當下行動的未來結果負責，就越會警惕翼翼地防止做損害別人以利己的工作，從而避免對本身的后代產生報復的結果。于是他的行為就仿佛有人在約束他一樣。反過來講，他越是為與之打交道的其別人帶來增益，就越有能夠獲得這些人的報答。這些報答不僅會體現在當下，並且能夠反應在對他后代的態度上，從而使本身的子孫沾恩于他明天的善行 。
如在《孝經》中，孔子在勸說諸侯、卿年夜夫和士要達到孝的境界后說，“然后能保其社稷”，“然后能守其宗廟”，“然后教學場地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奠”。都是在說，遵守“孝”的原則，就能使本身的家庭和其所擁有的財產和權力能夠長久堅持延續舞蹈教室下往，也就是在強調要放遠時間視野。有了這樣的視野，孔子提出的合適孝的原則，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以及“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就不難被接收。
反過來，不少統治者也重要是在堅持其家族的政治符合法規性的長久存在的意義上，達致或接收儒家的價值原則的。尤其是那些目擊了前一個王朝因行虐政喪天命而塌臺的新統治者，就會對本身樹立了新王朝可否千秋萬代產生憂慮，進而探尋永保天命的原則。
如在《周書》中我們看到，周公不斷地總結殷商覆亡的教訓，擔心“在我后嗣子孫，年夜弗克恭高低，遏佚後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後人恭明德。”（“生怕我們后代子孫，不克不及敬天理平易近，掉失落後人的光榮傳統，不了解天命的艱難，天命是難于領悟的，假如不克不及永遠繼承後人的光榮傳統，就會掉往上天賜予的年夜命。”《周書•君奭》，王世舜譯，第238頁）周公在多處說過，要“祈天永命”，“受天永命”，“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平易近。”在這樣長遠的時間視私密空間野下，周公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氣無常，惟惠之懷。為善分歧，同歸于治；為惡分歧，同歸于亂”等一系列儒家晚期的憲政原則。
為眾人稱道的唐太宗李世平易近，在傳統中國的帝王中達到了一個頂峰，能夠自覺1對1教學檢查和從諫如流，并基礎達到儒家所倡導的品德水準。但是他并沒有達到超出王朝功利的境界。他經常擔心后代不知前朝覆滅之教訓，本朝創業之艱辛，乃至最后喪掉政治統治權。他說“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尤其有隋朝二世而亡的前車之鑒，他更多以隋朝為例，反復探討王朝長治久安之策。所以他深知“水能載船，亦能覆船”的事理，雖然重點在“船”，但基礎上接收了儒家的仁義價值。
所以，雖然儒家尋求超出的品德價值，但在推廣和說服別人接收這些價值時，還長短常冷靜和現實的。他們從人們的短長角度出發，只是應用了傳統中國社會的特點，即家庭主義特點，強調了世代相繼的時間視野，從而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放長視野的感性主義風格。應該說，這一風格獲得了相當的勝利。
三、用歷史上興亡成敗的故事教化統治者
儒家的思惟體系胸無點墨，其品德價值又要通過長期的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的修身過程才幹深切體悟，因此并非普通人都能夠達到。要想影響普通人及統治集團，就要采取較為簡單和不難懂得的情勢。因此“講故事，說事理”就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換句話說，這種方法就是一種經驗主義的試錯方法。對于感性無限的人來說，這種方法不僅簡單，並且能夠使人防止建構主義的錯誤。具體來講，就是講一個故事，此中當事人若何行為，導致什么后果。從后果反觀此一行為能否恰當正確。簡單地劃分，后果分“興”、“亡”、“成”、“敗”。
關于“亡”，最令人印小樹屋象深入的，是那些亡國之君的故事其及引申的評論。比較多的如夏桀和商紂，以及秦和隋的二世而亡。《尚書》說“有夏昏德，平易近墜涂炭”；又說“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平易近。沈湎冒色，敢行殘暴，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關于秦亡的故事，《史記》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元勳，不親士平易近，廢霸道，立私權，禁文書而嚴刑法，先詐力爾後仁義，以殘暴為全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寧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分歧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全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關于隋朝覆滅的緣由，《貞觀政要》中唐太宗與群臣有不少探討，因為年月接近，有的故事甚至很具體。如“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年夜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蒼生逐糧。隋文不憐蒼生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全國儲積，得供教學場地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掉國，亦此之由。’”說的是隋朝廷舍不得開倉濟平易近，到滅亡時還留下了五六十年的糧食儲備。
私密空間
關于“興”，也有許多勝利的故事。如三王的故事；文、武、周公的故事；漢的文景之治，唐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亂世，以及宋明清時期的治世亂世故事。這些故事不僅告訴人們這些政治領導人的管理是若何勝利的，並且告訴人們這些管理成績又若何可以惠及那個政治統治家族的后代的。
許多故事，如堯舜禪讓，年夜禹治水，商湯 “網開三面”，周公吐哺，漢高祖約法三章，等等，都是各個王朝的開國領袖的婦孺皆知的故事。它們都在提醒著“興”的簡單事理。更有《左氏年齡》對興亡事理做了提煉：“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貞觀政要》中記錄了唐太宗與群臣對王朝興亡的反復探討。如“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靡，一切府庫，用之略盡，甚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逝世。人君賦斂不已，蒼生既弊，其君亦亡，齊主便是也。”
他們也留意到，假如一代帝王實施暴政，為老蒼生帶來福利，甚至會抵消他的后代的一些錯誤。如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天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礙女工，特詔除之，所以蒼生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全國必不克不及全。”（《貞觀政要》）
在實際中，這些歷史故事是說服人們尤其是缺乏內在約束的統治者時，有著簡單易懂的功能和很強的說服力。
四、相對獨立的史官軌制
既然歷史是主要的，其信息的真實性就是主要的。否則一個歪曲的歷史故事就會給后人帶來誤解，甚至得出錯誤的歷史經驗教訓。在這時，一個獨立的史官軌制就長短常主要的。
在我國，史官軌制來源很早。據《史通》，“史官。肇自黃帝有之，自后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據李澤厚及其他學者，史是從巫發展起來的（朱杰勤，1980，第7~9頁）。巫的一個主要職能，就是人神溝通。在原始宗教占主導位置的遠古時期，人類的社會次序是以宗教信條的情勢引進的。對人可否遵守這些規范的約束，重要靠人對神的敬畏。將這種敬畏落實的軌制，就是巫向神匯報人的行為的軌制。我們明天在中國年夜陸的灶王爺的效能上，還能看到這種軌制的遺存。
據張巖，最後的歷史記錄實際上是巫向神匯報的文字。他說：“這個傳統軌制規定，祝史在祭奠儀式的祝告言辭中要有一個必須提到的內容，也就是向神‘匯報’主祭這個儀式的為政者的德能政績；這種傳統軌制還規定，在祝史向神‘匯報’德能政績的祝告言辭中必須‘薦信’，要‘婉言情’，要‘其忠信于鬼神’，要‘陳言不愧’，也就是有罪惡則‘言罪’，有善則善之；否則，即是‘矯誣’，即是‘其言僭嫚于鬼神’。”（第261頁）據他推測，《年齡》的簡約文體說明，這是一種向神匯報的祝辭。
聚會場地由于是向神“匯報”，即便是政治領導人也沒有權力禁止祝史如實匯報，此中能夠會包含他本身的劣跡。假如這樣做會被看作是對神的不敬，從而能夠會惹起神的懲罰。在這時，祝史若何向神匯報是相當獨立的。
到了周代以后，原始宗教的靈光逐漸褪往，史也從巫中逐漸分工了出來。但史依然保存了巫時代的獨立性和任務風格，即“君舉必書”和“書法不隱”。有善書善，有惡記惡。史官軌制也發展得相當復雜。不僅有太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女史，御史，……，等史官職位，其職能幾乎覆蓋整個當局部門，包含占卜、祭奠、星象、記事、檔案、諫議，典禮、軍事等等各種職能（許兆昌，2006，第54~99頁）。這也許是因為，大批的當局與宗教職能，都要以理解歷史為基礎。
但是自東周開始，政治領導人在祛魅過程中也逐漸掉往了對神的敬畏，從而想通過本身的強力改變史的書寫內容，禁止史官將本身的惡行記錄在案。因此出現了用逝世威脅史官，甚至殺史官的事務。比較有名的，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文天祥），都是說不畏強權，不吝殺身，直書歷史的史官的故事。但在年齡末年，史官遭到沒有宗教敬畏的政治強權的壓力，“書法”漸“隱”（張巖，第286頁）。
這種史官相對獨立，但有時會有性命危險的狀態后來延續了兩千多年。總體來講，史官的獨立性獲得了基礎的尊敬。唐太宗想看一下“起居注”，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以“不聞帝王躬自觀史”拒絕了。唐太宗問，“朕有不善，卿必記耶？”褚遂良答覆說，“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后來在房玄齡任史官時，唐太宗終于看到了一部門被刪簡的歷史記錄，此中關于玄武門之變寫得頗為隱晦，還說要 “直書其事”（《貞觀政要》）。
到了宋代，史官的獨立性和其對帝王的約束氣力還是比較明顯。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宋太祖怕史官”的故事。年夜臣批評宋太祖溺于游樂而不務政事，宋太祖年夜怒將年夜臣的牙打失落了。年夜臣將失落牙揣在懷里。宋太祖說，你難道還要告我不成；年夜臣答覆，我無需告你，自有史官記錄。宋太祖聽了以后立刻轉變了態度。
在宋代，史官軌制發展到了一個頂峰，構成了一套相對成熟完備的軌制體系。相應的機構包含，起居院，時政記房，日歷所，史院，會要所，玉牒所，書局等。這些機構的設置反應了一個完全的修史過程。據蔡崇榜（1991，第5頁），這一法式如下：
明代的史官軌制稍有松懈，但帝王對史官也是很忌憚的。如 “一日，神宗顧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掉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轉引自朱杰勤，1980，第366頁）。到了清代史官軌制進一個步驟地被減弱，但在康熙一朝還是比較堅持，從而有內容很是豐富的《康熙起居注》。
是以，盡管歷代史官在帝王專制的重壓下多有顧忌，帝王也不時應用手中權力甚至改動歷史紀錄，但至多在概況天主王也不得不承認史官任務的獨立性，并一向堅持著一個軌制化的史官體系。人們也經常從對史官的態度，間接地評價帝王的。北齊文宣帝高洋曾說：“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百度百科）這句話自己為他贏得贊譽。因此，史官軌制的存在從憲政意義上構成了對最高政治領導人的歷史約束。
五、文明精英把握著歷史評價的主導權
歷史事實還只是一種敘述，普通而言并無價值判斷。價值判斷一部門來源于對歷史事實的觀察和總結；另一部門來源于對天道的頓悟。所以對歷史的記錄和價值判斷是互動的。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明價值觀，尤其是關于政治品德的原則，是隨著修史而發展起來的。如儒家的五經中，有《尚書》，《詩經》和《年齡》都與歷史有關。甚至還有“六經皆史”的說法。我們發現，儒家有關政治品德的思惟也是從對歷史的評價中發展成熟起來的。
反過來說，儒家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對歷史評判的極端主要性。雖然《尚書》的作者具體是誰存有爭議，但孔子修《年齡》是確定無疑的。后來的《史記》、《漢書》等二十四史，以及舞蹈教室《資治通鑒》等史學巨著，重要是以儒家為主進行修編的，也都推進著政治品德和普通價值的討論。恰是儒家對歷史約束的重視，包含司馬遷，班固，魏征，房玄齡，歐陽修，司馬光等著一大量有名的儒家人物，投進了大批精神于修史活動，使得我國的優秀歷史著作都包括著豐富的儒家價值。
應該強調的是，儒家修史，并紛歧定是因為他們是官方的史官。許多史書是儒家人物以非官方的成分修撰的。即便是孔子修《年齡》，也并非是魯國史官成分。當時周王室式微，各國多年征戰，史官軌制馳廢，史籍散亂。孔子應用他把握的魯國和其它各國的歷史資料編修了《年齡》。司馬遷的《史記》，也被稱為“私人史學發展的一年夜飛躍”（喬治忠，2008，50頁）范曄編撰的《后漢書》也被稱為“私家著作”（百度百科）；陳壽的《三國志》也被稱為“私家修史”（百度百科）。明清時期的私家修史也是相當廣泛（朱杰勤，1980，253~261頁；287~292頁）。是以可以看出，修史被儒家看作是一種天職，即便身不執政，也認為本身有修訂歷史、褒貶善惡的任務。這也說明，到后來，即便沒有軌制化的官方修史軌制，或許官方修的史太過偏離儒家境統，也會有平易近間文明精英出來校訂這一掉誤。
在這些歷史著作中，除了敘述歷史，還有對具體歷史事務和人物，或對某一類事務某人物的評價。評價能夠是采取特別的語言，既所謂“年齡筆法”，用共享空間一字之褒貶來評價某一歷史事務或歷史人物；也可以直接評價。或許以“周公”之口，或許以“正人”之口，后來更多的是修史者自己。如《年齡》中以“傳”的情勢進行評論。《年齡》“公羊傳”被認為是出自孔子（蔣慶，1995）或其門生之筆。在《史記》中有“太史公曰”，在《漢書》、《后漢書》有“論”、“贊”，《三國志》中為“評”，《資治通鑒》中為“臣光曰”。
這些評論既是對歷史的總結，從中提煉價值原則，也是通過對具體事務和人物的褒貶，影響后世的人的行為。如孟子說，“孔子作《年齡》，而亂臣賊子懼。”雖然儒家的價值判斷是經過長時間對歷史的觀察構成的，但到了年齡時期，儒家的文明價值已經成熟，構成一個相對完全的體系，這時用這套價值體系往評價事務和人物，就實際上在引導和約束人們的行為。
這些評價所構成的文明價值，就是儒家的焦點價值，如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等等。針對政治統治集團，儒家主張經濟不受拘束和政治無為，對老蒼生輕徭薄賦，“因平易近之所利而利之”，強調統治者本身的品德。一切這一切，歸根結底，是約束統治者不要應用手中權會議室出租力往侵奪甚至會議室出租奴役平易近眾，而要為平易近眾的福祉創造軌制環境。
修史的效能，不僅是總結歷史經驗，讓以后的人防止重蹈覆轍；並且自己就直接是一種對善惡、對錯進行獎懲的手腕。人們，尤其是政治統治集團的人們，會盡力往做被史書的價值觀確定的人，而防止成為被史書貶斥的人。這不僅為本身，也是為后代。反過來，這使得重視歷史評價的人的行為也是遵守某種價值觀的行為。這般，現實中的行為和書本中的歷史交互影響，從而使儒家價值觀又成為塑造歷史的主要原因。
六、歷史著作作為教導中的主要經典
這些主要的歷史著作，并不是可讀可不讀的閑書，而是軌制化教導中的“必讀書”。而所謂“軌制化教導”，起首是針對國君和貴族的。恰是因為他們手中擁有政治權力，所以本身行為的對錯才能夠產生更年夜的后果，學習歷史以防止錯誤才更主要。
早在遠古，君王身邊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巫和瞽，兩者都是史官的前身。這說明，在那時人們已經明白地意識到，進行主要的決策是要參照歷史的。到后來，具備歷史知識和相應的價值觀被認為是一個政治領導人的必備條件。因此在政治軌制中，就有了成熟的教導君王的軌制設定。據《通典》，早在虞舜時代，就有了太師一職；商代就已有太師、太傅和太保的三公之職；到了周代，軌制更為完備。賈誼說：“皇帝不喻於前圣之德，不知君平易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犯警，太師之責也。”（轉引自《文獻通考》）可以看出，皇帝不了解以往圣王的德性，學欠好《詩經》和《尚書》，是太師的責任。這種軌制一向堅持到了清代。我們從《康熙起居注》中可以看到，康熙經常到御弘德殿，聽講官講儒家經典，此中包含《尚書》和《年齡》。
那些王位繼承人一旦被確立，也要軌制化地被指定一個老師來教他經典；這個老師普通是被朝野公認的年夜儒。這個老師有時被稱為太子太師，太傅，少師，少傅等。在學習的經典中，歷史是重要部門。
年夜約在商周時期，教導機構重要是官學，學生最後重要是貴族後輩；到后來，又有越來越多的布衣後輩進進。他們讀的課本包含《詩》、《書》、《禮》、《樂》、《易》和《年齡》。據張巖，這些書籍在孔子之前既已存在。很顯然，此中很年夜一部門是歷史。漢以后，又設太學，作為全國最高教導機構。其教學內容也重要以六經為主。總體而言，自商周以來傳統中國的教導體系中，歷史教導占有主要位置。
自孔子以后，私學發展起來，其重要內容顯然包含儒家六經。而此中歷史學的重量很重。在以后又有大批平易近間書院發展起來，年夜多繼承了孔子的傳統。自漢、唐、宋、元、明到清，五經一向是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教材（李振宏，2007，第134~135頁）。在宋代，平易近間書院發展到了一個岑嶺，全國有500多家平易近間書院（鄧洪波，2004，第62頁）。這樣，有關歷史價值的文明傳統就成為一種全國性社會性的主流思惟。
到了隋唐以后，科舉制逐漸成熟。無論是哪個朝代，歷史經典，如《尚書》、《年齡》、《左傳》等都是考試的主要內容，考試中一個主要科目就是史科。在宋代尤為側重。是以，通過教導、考試和選拔官員的一個軌制化的體系，儒家的歷史經典的價值觀就更為深刻于學子之心，成為未來官員的內在價值。由于科舉軌制面對一切的人，從而也使教導舞蹈場地體系覆蓋了幾乎一切的人，使得由歷史得出的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流文明。這種主流文明又可以上升為政治結共享會議室構的憲政原則，影響和約束著政治統治者。 TC:9spacepos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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